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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医保办提供的。”王淑芬说，“赵主任，您放心，这些数据目前只有我和医保办主任看过。自查阶段，主动上报、主动整改的，院里从轻处理。”

    赵主任没再说话。他低下头，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，又划掉了。

    第三个会是院长办公会，讨论医保自查的实施方案。会议室在行政楼三楼，窗外能看到医院大门和门口那条车水马龙的马路。几位副院长围坐在长桌两侧，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份实施方案草案。

    会上，几位副院长对自查的力度有不同意见。一位老副院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慢悠悠地说：“淑芬啊，你刚上来，别太急。医保这事，水很深。你查得太狠，下面的人有意见，以后工作不好开展。”

    “我理解您的担心。”王淑芬坐在长桌的一侧，面前摊着厚厚一沓材料，“但是省里的检查组下个月就来，如果现在不查，等他们查出问题，那就不是内部整改的问题了。”她停了一下，声音低了下去，但每个字都很有分量，“到时候，谁都兜不住。”

    会议室里沉默了。在座的都懂——医保违规，轻则罚款，重则问责，甚至有人要进去。去年邻市一家医院就是因为医保问题，院长被免职，两个科主任被立案。那件事在系统内传开了，人人自危。

    刘院长一直没说话。他坐在长桌顶端，手里攥着那支用了十几年的钢笔。等所有人都说完了，他放下钢笔，看了王淑芬一眼。

    “就按淑芬的方案办。”他说。声音不大，但一锤定音。

    会议最后通过了她的方案。

    晚上回到家，王淑芬累得不想说话。父亲已经睡了，她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靠着沙发，闭着眼睛。客厅的灯没开，只有电视待机的红灯在一闪一闪的。沙发上的坐垫被她坐出了一个坑，她陷在里面，不想动。

    茶几上放着一杯早上出门前倒的水，一口没喝。旁边是一盘没动过的苹果，切好的，氧化了，变成了褐色。她看了一眼那盘苹果，想起早上父亲坐在轮椅上，拿着水果刀，颤颤巍巍地切苹果。她说“爸你别切了，小心切到手”，父亲不听，非要切。切完了一盘，推到她面前，含混地说了一句“吃”。她没来得及吃，就出门了。

    她拿起一块苹果，咬了一口。软了，不脆了，但还是甜的。她嚼着苹果，嚼着嚼着，眼眶红了。

    手机响了，是李明远。她接起来，声音沙哑：“喂。”

    “今天怎么样？”他的声音温和，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沉稳。电话那头有孙子的笑声，咯咯咯的，像小铃铛。

    “累。”她只说了这一个字。但这一个字里装了很多东西——委屈、压力、孤独，还有一点想哭。她说不出来，也不想说。

    “开会了？”

    “开了三个。”

    “有人不服？”他的语气很平静，像是在问“今天下雨了吗”一样平常。

    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她睁开眼，看着天花板上那盏没开的吊灯。吊灯上有灰了，她一直想擦，一直没时间。

    “我当年当主任的时候，第一次开会也不服。”他在电话那头笑了，笑得很轻，“正常的。你刚上去，下面的人都在观望。你该硬的时候硬，该软的时候软。别怕得罪人。”

    “我不怕得罪人。”她说，然后沉默了几秒。窗外的路灯亮了，橘黄色的光透过窗帘洒在地板上。“我就是怕……做不好。”

    “你做得好。”他的声音很笃定，没有一点犹豫，像是在说一件毫无疑问的事实，“你是我见过最认真的人。认真的人，没有做不好的事。”

    她没说话，但嘴角弯了一下。她想起三十年前，她因为分配去牡丹江哭了一下午，他也是这么说的——“淑芬，你在哪儿都能做好。”那时候她不信，觉得自己被发配到了边疆。现在回头看，她在牡丹江干了三十年，从住院医干到了副院长。他说得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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